伴随着专业槽不断深挖的是学科壁垒的不断高筑，而这显然不利于作为整体学科之法学的发展。
具言之，在监护人产生方式上，《民法通则》主要确立了以法定监护为支柱的规范体系，对遗嘱指定监护只字未提，并将指定监护的功能限制在法定监护人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情形。因为亲属间亲密无间，未成年人丧失父母监护的事实不仅能迅疾被其他亲属知晓，而且其他亲属也能旋即补位。
监护监督人应当及时将此种过错通知监护法官，否则即引起其个人责任。[19]当此之时，监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家族的财产利益。（三）现行监护制度的残缺不全尤其苛求监护监督 由比较法可知，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在如下方面存在明显的规则缺漏，这些规则缺漏会不同程度地削弱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主动性、积极性。父母在指定监护人时，可以排除监护监督人的选任 （第1852条与第1855条）。[19]参见[德]马克斯·卡泽尔、罗尔夫·克努特尔：《罗马私法》，田士永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59页。
非经亲属会议批准，监护人不得以未成年人的名义提出财产分割之诉讼请求。有学者在21世纪初即指出，《民法通则》在监护监督上存在先天不足，并提出了建立监护监督人制度的立法建议。而在法国，则是第三等级与资产阶级启动了彻底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大革命。
它们的法治与人权均是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特别是根据本民族的文化而在内部产生的。中国文化侧重于人生价值的完满，而西方文化则侧重人生具体目标的实现。中国已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和人权道路。在最早的党纲中即表达了对自由与人权的向往和追求。
西方的思想，像圣经、古希腊文明是在这个时间产生的，这两个文明成果促成了西方法治和人权道路共同的特征。之四是坚持所有的人权具有同等价值，又坚持现阶段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予以重点保障的原则。
本文所称西方国家，主要指上述三项特征兼具的代表性国家。在英国，是贵族阶层最早启动了英国法治化的进程。日本法制史上的这三次移植，前两次是主动的，而第三次则是被美国占领军强加的，日本现行宪法甚至被称作麦克阿瑟宪法。东方这条道路的代表性国家有日本、韩国、新加坡。
制度创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在这份文献问世之前，一切法律都服从于国王。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开始为人权而奋斗。
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用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取得的人权保护和法治建设成就。法官、检察官不是官，是为人民服务的。
对此我们要创造性继承、创新式发展。自古希腊以来，城邦民主制的训练与商品交换的普遍性形成了私人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助推了个人意识的发展。
我们再看一下东方的法治道路和人权道路。【来源】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季刊）2020年第1期，脚注从略，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中华法系经过现代化改造和创新发展后，定能重回世界法治的舞台中央。在人群中做人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目标。日本明治维新后于1898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次把西方的人权制度搬到了东方国家，其民法、刑法也都带有德国法的浓烈色彩。这条道路由四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良传统。
? 何以达到这种状态？惟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诸如仁者爱人、个人对群体和社会负有责任、君子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等观念，以及礼法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以法为教等制度思想，这些思想在儒家那里，是追求人与群的和谐，在法家那里是追求人与正义的和谐，在墨家那里是追求人与利益的和谐，在道家那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既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让这条道路自我演进几百年，也不会像日、韩、新那样去全盘移植他国的法治，更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强加给中国制度。
这份文件的巨大历史价值，在于它改写了王权与法律之间关系的历史。日本的法律有三次对别国的移植。
大革命的标志性成果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四部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创造。
2020年中华民族将整体摆脱贫困，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第三，中国的人权和法治奇迹。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从最早的贵族推动以法束缚王权，到后来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王权，到工人运动推动产生生存权，再到废奴运动、消除种族歧视、实现性别平等、消除宗教迫害、反对酷刑、保护社会弱者，奴隶、少数民族、妇女、宗教人士、受刑人、儿童、身体障碍人等都是推动人权事业进步的动力，是他们用牺牲才换来了当代人权体系的确立。
当然，在这一时期，与儒家相伴的还有法家思想。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高于其他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才产生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军事权等，它们之间不是平等关系。
从聚焦人权的文化基因图谱来看，个人至上是西方文化传统绵延的根脉。第一次是明治维新之前对中国的移植，其大宝律令几乎就是中国唐律的翻版。
概言之，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与人权制度无一不是基于本国的实际而自我生成的。人权作为国家意识形态，1990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西方的专利，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现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更是上升到了宪法原则的高度，这表明我们对把人权作为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则是宗法人伦关系中义理的人，是内省的、礼让的、利他的、与人协和的道德主体。那么，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和人权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自我构建的法治道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国家监察制度等，无一不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它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八百多年。
在同一段时间里，东方、西方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之二是坚持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与家族、民族、国家这类整体，被认为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同一性，个人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意义。而东西方文明正是对人有着概念差异。
它们的人权道路主要是政府主导，由知识分子、上层精英及社团组织助力，人民参与不够，发挥作用有限。第二，都是缓慢演进而来的。
